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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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英烈应被永远铭记!

出生入死为光明——忆战友李文同烈士

更新时间:2022-06-19 11:41:17点击:

出生入死为光明

——忆战友李文同烈士

朱九武

童年难忘,旧事难忘。每当我回首往事,我儿时的伙伴,曾与我患难与共的战友李文同烈士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李文同,又名李国军,1918年生于山东省高唐县杨官屯乡杜庄。我的童年是在杜庄外祖母家度过的。外祖母家与文同家是街坊。我和文同从小在一起长大,文同长我3岁。他家在杜庄是个四世同堂、有30多口人的大家族,男耕女织,有地300多亩,大牲口四五头。人称他们家成年男子“个个黑”,形象地道出了他们家都参加耕作的劳动本色。据说他家几代都没有读书人,死啃黄土致富,有地数百亩,仍不请长工,在当时实属少见,所以乡邻们称其家为“肉头庄稼主”(土老财之意)。我们小的时候,正是提倡堂邑武训闹义学的热闹时期,李文同家为了改变门风,才把他送进学堂读书。他聪明颖慧,读书勤奋,抗战前已读至初中。那时,在封建闭塞,读书人如凤毛麟角的北方乡村,可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了。

七七事变,抗战军兴。多少有志热血青年,慷慨悲歌,走向抗日的浴血战场。我家在距杜庄8里之遥的官道朱庄,当时有壮烈之士组织了一支抗日、拒匪的民众武装,一时名声大振。各村到朱庄取经者不少,其中就有李文同。文同看过之后,异常激动地说:“国难当头,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拿起武器抗日”。他还说:“中国大,日本小;中国人口多,日寇人口少。只要不是汉奸,小学生也能算清这笔账,前赴后继,打上他几年,中国绝不会灭亡。”他的这些话,极大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后来,朱庄这支民众武装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参加了八路军。我也加入了这支队伍。1938年5月,队伍开到杜庄去整编。文同像迎接亲人一样,帮助我们找房子,安排吃住,忙前忙后,俨然成了队伍中的一员。经过整编留下百余人,命名为“冀鲁边支队特务大队”。文同也参加了这支队伍,和我一起在战斗班里当战士。不久,部队开到夏津县,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冀鲁边支队特务连”。文同参军后,由于有文化,接受新事物快,思想活跃,很快就成为全连中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行军打仗,每到一处,他就提着石灰桶写标语,搞宣传,向民众宣传抗日,成为连队组织民众、宣传民众的骨干。后来,文同和我同时被选派到支队教导队学习。

教导队是军政速成班,主要是军政两门课程。军事,除军人具备的制式教练外,主要是刺杀、投弹、射击三大技术;战术,主要是讲游击战和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本领。在教导队里,我和文同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我们同时受训,但在理论学习上,我得到文同的不少帮助,在我的心目中,他有着“老师”的形象。

文同身高足有一米八,身材魁梧,声如洪钟,站似铁塔,行如疾风,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打起仗来是个“大拼”,但生活中却

一点也不鲁莽,很细心,平易近人,说话慢条斯理,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架子。尤其是在帮助同志学习文化上,既认真又耐心。他还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文化知识是学好政治、军事的基础,要为党多作贡献,没有文化不行”。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些话。

我们在教导队学习了4个月就毕业分配了。文同回特务连当了班长,我到支队给首长当警卫员。1939年4月,他调到津浦支队一营二连一排当排长。我也到这个营部当通讯班长。当兵一年,我们都身经数十战,艰苦的战斗考验,使我们都成长为真正的战上。尤其是文同,已经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初级指挥员了。4月22日黄昏,津浦支队一营在筑先纵队副司令朱德崇的率领下,由堂邑出发,开赴禹城、高唐执行任务。经过一夜急行军,23日拂晓到达禹城八区常庄、赵庄。部队还没站稳脚,一连长便向龙营长报告:东、北两面烟尘滚滚,并已看到大批难民向南奔逃,可能有敌人出动。接着听到了远处的枪声。宋副司令闻讯后,迅速带上营长跑步登上赵庄寨墙观望,发现日寇举着膏药旗向我驻地开来,同时,西、南两面也发现敌情。常庄、赵庄四面受敌,转移已来不及了,朱副司令和营长命令部队迅速进入阵地组织抵抗,并命令曹营长去常庄指挥二、三连作战。常庄、赵庄之间有一座小庙,由李文同带一排固守,以确保常、赵两庄之间的交通和联络。

战斗从吃早饭时打响。我营全体官兵在常庄和赵庄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和配合下,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许多逃难的民众,也放下手中的包袱和牵着的毛驴,投入到支援我军作战的民众行列之中。敌人屡次攻击,都遭到小庙侧射火力的杀伤,遂把攻击的重点放在了李文同排固守的小庙阵地上。敌人开来了一辆满载日军的汽车作前导开路,企图快速夺下小庙阵地。李文同沉着应战,待敌车迫近到20米时,即指挥全排用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向敌军车猛烈射击,常庄和赵庄的我军部队也给予远程火力配合,敌车中弹起火,日寇纷纷跳下车来,躲在汽车后面,重新组织进攻。这时,李文同组织了一个突击组,加强火力配属,准备出击,以全歼这股敌人。不料敌人又驱赶一支由十多匹东洋马组成的马队增援受阻的敌兵。文同只好放弃出击计划,据庙固守。战斗一直打到下午5时许,阵地仍牢牢地掌握在我军手中。战斗中,我曾带战士两次往来于常庄、赵庄之间执行传令任务,其中一次进入小阵地,传达宋副司令和营首长对一排的嘉勉令。文同嘱我向首长报告:“文同在阵地在。我已指定一、二、三班班长依次作我的代理人。小庙阵地决不会从一排手中丢失——只要有一人在!”当时我曾希望留下,以补充一排的伤亡。文同严厉地说:“赶快回去,到首长身边去,通讯班需要你,快走!”回到营部我向首长报告了小庙阵地的战斗情况,朱德崇副司令感慨地说:“真是一个叫敌人心惊胆寒的李大拼!”敌人强攻受挫,便灭绝人性地向我阵地施放毒气。虽然我们坚持战斗,但因缺少防毒面具,无法防范,战斗减员很大,敌人的反扑仍在继续,形势越来越严峻。黄昏时,我军分东西两路突围。龙营长率赵庄部队撒到平原五区窑上村;曹副营长率常庄部队和李文同排撤到禹城、茌平两县交界处的我军王克寇部驻地。这次战斗,敌人投入兵力逾千人,装备精良,还动用了毒气,但死伤200余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能打如此大仗、恶仗,确实震撼了敌胆,在鲁西北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特别是固守在小庙阵地上的李文同所率领的一排表现最突出。战斗结束后,他受到了上级的传令嘉奖,并晋升为副连长。

1939年,盘踞在鲁西的国民党新八军一师师长丁树本部制造磨擦,与共产党八路军为敌。他们不断挑起事端,袭击我游击部队,蚕食我控制地区,屠杀我抗日军民。丁树本手下有一个“忠孝团”,是在阳谷收编的土匪队伍。名义上是国民党军队,但实际上仍是半匪半伪的日寇帮凶。这个“忠孝团”,真正是对祖国不忠,对人民不孝,老百姓称之为“不忠不孝团”。他们盘踞在阳谷一带,破坏抗战,疯狂反共,抓住我抗日军民就活埋,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我军决定消灭“忠孝团”这支汉奸队伍,打击国民党顽军的反共嚣张气焰。这时,我和文同都已调到筑先纵队,文同任一团八连副连长(该连无连长),我在该连任一排长。消灭“忠孝团”的任务就由我们一团来完成。“忠孝团”分布在阳谷五六个村子里。其中二营200多人枪,驻在一个300户人家的村子里。该村寨墙不高,但很坚固。墙外有护寨河,河里已结薄冰。我二营把登寨突破任务交给八连,李文同制定了作战方案。当时,我们没有重火力,登城方式也极为原始,靠头上顶着泡湿的棉被,接近寨墙,而后架云梯登城。突击是夜间发起的。借着月色,我排顺利越过护寨河,架云梯登城。敌人发觉已晚。战斗不到一小时,我排顺利攻克敌营部,李文同亲率二排打开寨门,敌兵溃不成军,200多人全部被俘。李文同因指挥有方,晋升为八连连长。全连受到团首长的通令嘉奖。

阳谷反顽作战不久,文同调禹城三大队王克寇部任中队长。我也调回故乡高唐六区任区中队长兼除奸组长。1940年春,风云突变,在日伪顽攻击下,我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大部丧失,主力部队撤出该地区执行保卫太行山根据地的任务,党组织转入地下,运河以东大片土地成为日伪顽控制区。斗争极其艰苦,我和文同之间几乎没有音信了。

后来我和文同在反“扫荡”的战场上见了一次面。那是在禹城八区,我还在他那里住了一晚。那一夜,我和文同抵足而卧,但都没有睡意,我们谈了一个通宵,共同回忆在一起相处的日子,对难忘的童年时代尤为怀念。我们谈到时局,谈到抗战胜利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说到兴至时,文同慷慨激昂地对我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战斗吧,九武!今天我们选择了抗日杀敌救国这条路,就是血战疆场,马革裹尸,才能对得起父母祖先和乡邻父老!”不期言中,文同后来真的为国捐躯了。更不曾想到,我们这次彻夜长谈,竟成永别。记得第二天分手时,文同大而有力的手,紧握着我的手,火辣辣的。每当我回想起这个时刻,似乎都隐隐感觉到他的力量。

这次分手后我和文同终于未能再得一晤。后来,听说他随地方部队升编到野战军,以后又得知日本投降后他到陈赛领导的四纵工作,曾参加了上党、邯郸战役。而后南下,升任某部副团长。1950年初,我调到重庆西南军区工作。我的长兄来重庆探望我时,带来了文同已于四川桐子岭剿匪前线不幸牺牲的消息。初闻噩耗,悲痛至极,我竟不愿接受这一事实,完全陷入了对文同烈士的深深思念之中。

文同离开我们太早了,他才32岁。在祖国危难、日寇铁蹄践踏我中华大地时,他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战,随后又经历了解放战争。他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伟大的一生。

文同同志,安息吧!战友怀念你,人民怀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