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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枪醒人民 热血洒蒙山——刘子超烈士传略

更新时间:2022-06-17 11:36:48点击:

笔枪醒人民 热血洒蒙山

——刘子超烈士传略

李杰 金龙 梅腾 义福 赵良

刘子超原名刘起亚,又名刘苏华,笔名梦非、王夫、辛民、漆雕华等。1906年生于广东省兴宁县新圩镇鲤湖村一农家。其父起初务农,后来到粤北和平县忠信圩开了个小药材店。刘子超9岁起随父在忠信圩生活,并读了六七年村塾。老师很欣赏他的聪慧,劝他的父亲道:“起亚很可造就,在这忠信圩偏僻山区会耽误他的前程,应回你那有‘小南京’之称的梅(县)兴(宁)读书深造,可望成材。”其父便于1925年春,将他送回兴宁老家,在泥坡中兴学堂插入高小二年级学习。次年,因其成绩优异,被学校破格推荐升入兴宁县立中学初中一年级

1926年,兴宁县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并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党组织活动的影响下,兴宁县立中学的学生,纷纷组织“读书会”。刘子超也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浅谈》及《向导》等进步书刊,初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他一面刻苦攻读,一面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

兴宁县立中学有学生八九百名,刘子超是学生会的骨干之一,他经常在学生集会时做富有鼓动性的演讲。他的文章文笔犀利流畅,思想内容丰富。在该校任教的中共党员彭秋帆见他革命意志坚定,便向党组织推荐,并做他的入党介绍人。1926年8月,刘子超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子超入党后,积极为党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把本校和附近的兴民中学里的青年进步学生吸收加入共青团。他在课余、假期中,常带领同学们到农村宣讲革命道理。他还在家乡成立了鲤湖乡农会①,开展“耕者有其田”的革命活动。

注:①当时,以鲤湖村为中心,划为鲤湖乡。

1927年初,学校当局以所谓“煽动学潮,破坏教学”的罪名开除了刘子超的学籍。他先到兴民中学的“青年改造社”躲避了一个多月,接着又去梅县东山中学念书。半年后,因他的一个叔父告密,刘子超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梅城监狱。不久,他越狱回到兴宁,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10月,新圩党支部成立,他任宣传委员。他在新圩、水口一带发展党团组织,宣传发动群众。嗣后,中共兴宁县委机关(驻水口)遭破坏,刘子超转移到上海。

刘子超到上海后,改名刘苏华,进入上海艺术大学学习。他每天学习十几个小时,除完成艺术大学的课程外,还攻读日语,研究马列主义和国际共运理论,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这期间,他与“创造社”的许多成员来往密切。

1929年春,刘子超到上海爱文义路的华南大学工作,并兼任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秋后,调任中共闸北区委书记。此时,为了掩护共产党员,党组织派他创办了浦江中学,并决定以此为阵地,开展党的活动。当时,兴宁县党组织连续遭受破坏,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兴宁相继抵沪,均由刘子超帮助恢复了组织关系,并为他们安排了工作。

1932年,刘子超经常以国际共运研究者的身份到大学、中学及社会团体中发表演讲。当时,中国的托派及一些反动文人在上海发起了一场“中国社会史论战”,企图从当时的社会性质、革命任务等根本问题上否定我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刘子超积极参与了这场论战,并写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的批判》、《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等文章,根据党的“六大”决议中的正确方针路线,对他们进行了理论上的回击。

因为刘子超经常发表文章和到处演讲、宣传马列主义,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1933年,刘子超在上海被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他巧妙地保护自己,始终未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次年被释放出狱。此后,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仍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以漆雕华为笔名,写了许多文章在《读书生活》等杂志上发表。1935年“华北事变”后,刘子超从官方了解到国民党内外政策的调整变化和国共谈判的信息。翌年去了山西太原,在阎百川(阎锡山)那里作客,并在学术团体、学校讲授社会科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子超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军的政训处工作。此时,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朱瑞以十八集团军代表的名义,在程潜将军那里任联络处主任,刘子超在朱瑞的帮助下,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

1937年9月1日,以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的名义,由朱瑞具体负责,开办了“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又称豫北军政干部训练班)。刘子超任训练所主任。训练所成立了中共党组,由朱瑞任书记,刘子超为党组成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又成立了党支部和民族抗日先锋队队部。训练所第一期招收学员200名,编为一个大队。后来,因受到蒋介石派往豫北师管区张轸部任参谋长的詹某的掣肘和破坏,训练所的首批学员不得不提前毕业。接着,刘子超带领训练所留下的四五十人做为骨干,于同年12月上旬,迁往山西晋城,成立华北军政干部学校,由刘子超任校长。1938年1月,华北干校开学,200名学员经过学习后,走上抗日前线,在豫北、晋东南抗日战场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年4月,太原、临汾相继沦陷。鉴于当时形势,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以华北军政干校为基础,以留校学员为骨干,在薄一波同志的领导下,于山西陵川建立了抗日新军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刘子超为司令员,统辖一、二、四、五支队。翌年2月,编为八路军赵谭支队(即晋冀豫军区第五分区),刘子超任支队副司令员。

1939年5月,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决定在山东建立第一纵队,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刘子超任宣传部长。6月,刘子超随徐向前、朱瑞来山东。10月,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机关合并,刘子超任山东纵队宣传部长。刘子超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在解放区和沦陷区的部分人中,程度不同地对抗日战争存有“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模糊认识。因此,他确定当前宣传工作的重点是唤起民众,振奋抗战精神,宣传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共同对敌,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为了做好宣传工作,刘子超极为重视新闻出版和报纸的发行工作。他在听取了山东大众日报社负责人的汇报后.说道:“我希望的《大众日报》,首先负担起引导抗日战争正义舆论的责任;其次,希望能够负担起教育大众的责任;再次,希望能够负担起反汉奸舆论和揭发日寇欺骗宣传的责任。”此后,他利用红军和战斗的间隙,在两年的时间里为报纸撰写社论、专论达16篇之多。

刘子超的文章,都是针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抗日战争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而撰写的。如:当时有些人对苏联与法西斯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不理解,他便在9月11日的《大众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初步认识》一文。文章指出:“最近的国际形势,真乃苍狗白云,瞬息万变,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传来,尤令一般人为之愕然。但稍为仔细一看,又觉得并不值得人们频呼‘咄咄’,这是国际形势发展应有的趋向。”文章在对世界各个军事政治集团的地位、动向和战争的发展诸方面进行剖析后,明确指出:“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非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妥协,相反,倒说明了苏联和平政策对于侵略集团的进一步的进攻。德国与苏联订约的动机之一,是要拆散英法苏三国的团结,这与苏联的动机恰是相反……实质上是貌合神离,各怀异态。”广大读者看到刘子超的这篇文章后,无不表示赞赏。

刘子超还善于通过纪念节日活动,深入广泛地发动各阶层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活动。1939年11月7日,为纪念“十月革命”22周年,他撰写了《十月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党》一文。文章指出:“十月革命首次为全人类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正是伟大十月的理想鼓舞人们去从事历史上最美好的英雄事业。”文章在对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性质、历史意义和它的发展以及经验教训等作了精辟的论述后说:“在‘十月革命’这样一个伟大的斗争实践中,说明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伟大正确的作用。假如没有坚决且富有斗争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十月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同年12月,刘子超在纪念“一二·九”大会上,做了以《纪念“一二·九”与华北青年当前的任务》为题的报告,《大众日报》刊载了他的报告。报告从“一二·九”运动的历史意义、今天的中国青年怎么样和华北青年为完成当前新的任务而斗争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最后他强调指出,现在广大青年学生的重大任务就是到民众中间去,做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参加抗战的工作。要广泛动员千百万青年积极参加抗日部队,参加游击队、自卫团、青救会、农救会、职工会、妇救会,进行站岗放哨,侦察警戒,帮助军队作战,打破日寇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进攻。

1940年前后,刘子超参加了山东宪政促进会的筹备工作。2月22日,大会隆重举行,刘子超当选为省宪政促进会常务委员。

为了团结文化界人士,推动山东抗日文化运动,刘子超于1940年4月3日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粉碎日寇文化侵略政策与发展抗战的文化教育运动》的文章。他在文中揭露了日寇对我国实行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的卑鄙行径,阐明了开展战时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和方向。在此基础上,他着手筹备山东文化界救亡协会。同月4日,他借鲁南民众总动委开会之机,召开了一次山东文化教育宣传工作座谈会,并在会上讲了话。7日,文协正式成立,刘子超当选为文协成员。同时,刘子超为《大众日报》撰写了题为《山东文化运动发展的新阶段》的社论。5月4日,刘子超又为纪念五四运动而撰写了《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说》和《青年与新文化运动》两篇文章。文章深入浅出,阐述了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号召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着眼现实,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之中。

刘子超以笔作刀枪,对汉奸卖国贼和一切反动势力进行了无情的揭露。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汉奸傀儡政府。为揭露汪精卫的丑恶行径,使民众识破其真面目,刘子超5月10日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汪逆兆铭卖国事敌的罪恶种种》一文,指出汪精卫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开始主张对日妥协,继而以大量事实,历数汪精卫十三条罪行。6月4日,刘子超以《驳斥汪逆的伪“三民主义”》为题,给《大众日报》写了专论,从理论上戳穿了汪精卫所标榜的“三民主义”的投降实质,动员抗日军民坚决执行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

1940年5月,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提议:为统一指导山纵部队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创办山东纵队的“军报”,并定名为《前卫报》。由山纵宣传部长刘子超直接领导该项工作。刘子超接受这一任务后,立即着手筹备,及时提出调配人员、筹措经费和置办设备的方案。在战争环境下,他以顽强的战斗姿态,边行军打仗,边积极筹备,《前卫报》于当年的11月7日正式问世。这张报纸一问世便取得山纵全军一致称颂,对加强部队思想教育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每期付梓前,刘子超都认真审阅,批改稿件。其中社论和一些重要文章,多由他亲自撰写。要求文章要大众化、口语化,力求使工农兵看懂听懂。有些半文半白的稿件,他一定要编辑改成白话文才采用。

刘子超还从部队里物色了几个有专长的干部,建立起土洋并举的小型“新闻电台”,一度成为山纵的小“法宝”。每次行军驻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架起天线,收抄国民党和敌伪电台播出的消息,编成油印快讯,供首长和宣传部门内部参考。然而更重要的还是收抄延安的广播。每当党中央播发《解放日报》社论或重大新闻的时候,刘子超总是让电台赶收赶译给他看。他看后,随即安排抄送传阅或送给《前卫报》登载。有时因有敌情,报纸无法出版,就以油印小快报来代替,使部队广大指战员尽快地得知国内外的大事。

刘子超以《大众日报》和《前卫报》为阵地,从山东战场的实际出发,针对国际国内斗争形势,从国外到国内,从政治、文化到军事,一抓住有利战机,就充分发挥党报军报的优势,有计划、有步骤地撰写了诸如《敌国阿部内阁的坍台》、《粉碎日寇文化侵略政策与发动抗战的文化教育运动》、《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几个问题——对于敌寇汉奸托派分子的谬论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解放》、《怎样粉碎敌伪“强化治安运动”的阴谋》等数十篇政论文章。读者评论这些雅俗共赏的文章时,无不钦佩刘子超旁征博引、厚积薄发的功力和敏锐的洞察力。

刘子超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素养和文学造诣。战争年代的环境条件紧张艰苦,部队经常处于作战行军中。尽管如此,刘子超仍对书籍爱不释手。在1940年至1941年反“扫荡”紧张动荡的岁月里,他的马袋子和运输员挑的担子除了简单的行李外,就是书籍。延安出版的马列著作《反杜林论》、《辩证唯物教程》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哲学书籍,他总是看了又看,对书中的重要段落用红笔圈了又圈,反复思考探讨。他号召各级干部都要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常引用列宁的话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他利用战斗间隙给大家作辅导报告,讲《论持久战》、《大众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课时,联系抗战斗争实际深入浅出绘声绘色。为了干部的学习,他还指示印刷了《唯物史观》等较厚的理论书。他根据干部的阅读能力,分别组织自学,定期进行辅导,规定每天早上学完理论再开饭。有时,他还请黎玉政委一起轮流给大家上课。他收存的书中还有瞿秋白的译文《海上述林》,茅盾的《子夜》和曹禺的《雷雨》等。他把这些书分门别类地装在一个个背包里,行军时用马驮;有敌情时,便送到山村藏好;休整时摆出来,差不多成了一座小图书馆。有些书拿来拿去,磨损的已破碎不堪,但也舍不得丢掉。等敌情过后,就请政治部宣传大队的女同志来裱糊,有的还用布包上书皮。有一本《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书,是王明写的,有同志想把它扔掉,他摆了摆手说:“要留着它,还有用,要知道它错在什么地方。”

刘子超很注意从各方面搜集资料,甚至从敌伪报纸书刊中也能了解些情况,然后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去分析研究。每当打下敌人据点,他就让大家收集敌伪报纸刊物,一些敌工干部从敌占区回来时,他首先要问的是有没有带回敌伪报纸。平时,他每天要看一大叠新华社的电讯稿。他常说,当领导干部一定要重视形势教育,这样才能使大家看清形势,坚定信心,鼓舞斗志。他的形势报告,有情况有分析,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大家听完报告后,普遍对胜利充满信心。越是在艰苦困难时候,他越是想办法活跃、丰富部队的文化生活,鲁迅艺术宣传大队就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

同年7月24日至8月26日,山东各界人民代表在鲁中区的青驼寺(今属沂南县)举行了联合大会。刘子超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委员,成为教育组的成员之一。此后,经过他和同志们的努力,根据地的文化活动非常活跃,到处书声琅琅歌声嘹亮。

1940年秋冬,刘子超到滨海区进行调查。他发现日本特务以给当地迷信组织“万仙会”作老师的名义,秘密武装莒县大地主、大汉奸于经武,并通过他,利用“万仙会”来反对共产党和八路军。刘子超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写了一篇题为《日寇指挥下的“万仙会”》的文章,揭露、挫败了日伪利用“万仙会”进行破坏的伎俩,并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破坏。

1940年12月,为纪念八路军东纵队成立两周年,山纵政治部在刘子超的倡导下,谱写了《山东纵队进行曲》,以激励山纵全军指战员的斗志。这首气势磅礴的歌曲,是由郭华谱曲、刘子超亲自作词的。词的内容逼真形象,有高度的概括性,受到了各界人士和根据地军民的一致好评。歌词的全文是:

“日寇侵入了山东,投降派便挂上了免战牌。

投降派逃跑了,我们便从地下站起来。

徂徕山举义旗,誓死守土我们不离开!

土生土长,在农村、在民间,

虽然是赤手空拳,但是有三千八百万人民和我们血肉相连。

虽然是一无所有,但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着我们迈步向前!”

虽然是年轻的党军,但是也进行过无数的血战:

“我们用土炮打下过飞机、击沉过兵舰,在雷神庙、魏家堡杨家楼、刘家井、王井、孙祖、大柏山、青驼寺……

曾用我们的热血,写下了辉煌的战史。

看吧!看吧!敌人正在我们面前发抖,

只要我们战斗,战斗啊!不断的战斗!

胜利就在我们的前头!”

1941年2月26日,沂蒙区参议会暨沂蒙专员公署成立。刘子超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了在沂南县朱家里庄召开的沂蒙区抗日民众代表大会。大会成立了沂蒙区的议政和行政机构,选举产生了参议会和专员公署,刘子超当选为参议员,并代表山东纵队在大会上讲了话。

1941年春,在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和刘子超的倡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利用清明节祭扫的习俗,开展对历次战斗中殉难烈士的悼念活动。山东纵队政治部通令所属部队在各自的防地,建立烈士碑碣,将烈士的英名和主要事迹勒石纪念,以发扬光大烈士的伟大民族气节,教育砥砺后人。碑文在刘子超的主持下,由山纵政治部统一拟定。山东《大众日报》以《各地建立烈士碑,追随先烈血迹前进,万人景仰千古不朽》为题,全文发表了碑文。

1941年6月2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山东支部正式宣告成立。它的主要任务是:号召日本、朝鲜、台湾人民一致反对战争,争取自由解放运动。这项工作是刘子超分管的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工作。在成立大会上,刘子超代表八路军山东纵队致词,他说:“我希望‘反战同盟用自己的力量,唤醒日本士兵及人民’……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行为!”

1941年9月,德籍作家、美国太平洋学会记者汉斯·希伯从苏北到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釆访。刘子超和谷牧同志热情接待了他,并向他详细介绍了山东军民顽强抗战的英勇业绩,希望汉斯·希伯同志把山东的抗战事迹,报道给全世界。

1941年的冬季,日寇对我沂蒙山区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刘子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跟随部队转移,利用一切时机进行宣传鼓动。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刘子超的工作更紧张了。他每天收听和编辑重要的国内外新闻,通过各种宣传媒介,传播到部队和广大群众中去,以鼓舞人们的斗志。

是年11月3日午后,“扫荡”的日军从四面八方向南墙峪杀来。枪声越来越近,合围圈越来越小,有的山头已被敌人占领。情况很是危急,但刘子超仍镇静如常。他和大家一起向山坡上爬,并乐呵呵地说:“不要慌,别着急,马上天就黑了,夜里就是我们的世界。”

队伍夜间闯出包围圈,涉过汶河,穿过几道山坳,拂晓在孟良崮西北山脚下的瓦庄隐蔽休息。

12月11日黎明前,大家突然被村南传来的枪声惊醒,接着又听到日军的嚎叫声。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将队伍分散。刘子超和警卫员找到一处有利地形,伏在一个土堆后,用手枪迎击敌人。日军蜂拥而上,警卫员负重伤,刘子超壮烈殉国。

1942年,朱德总司令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抗日五周年的文章称:“当此抗战五周年纪念之日,我们除对五年来英勇牺牲的将士及全国军民举行哀悼外,我特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继承先烈遗志,为先烈复仇!为我们的左参谋长、周建屏旅长、罗忠毅旅长、魏大光旅长、刘子超、张德楼,师及军区政治部部长……及所有先烈复仇!为全国各友军及各界殉国的先烈复仇!”

本文原载《沂蒙英烈》第4集,编入本书时有删改,并参照赵良同志提供的材料作了补充。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