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绩永垂青史 风范长留人间(上)

2018-11-08 10:47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曾经产生过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有的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有的借丰厚的著述流传千古,有的凭精湛的技艺长存于世。但是,只有一个人,他以伟大的智慧和胆略,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培育了亿万人民,造就了中国的今天,还将继续影响中国的明天;他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没有他,中国人民很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苦斗。他的功绩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一座永垂不朽的丰碑,人们将千秋万代景仰和怀念他。他,就是毛泽东。
我在家乡小学读书时就听说过毛泽东。那时,湖南正处在大革命的前夜,共产党员韦汉等人在江华县开展革命活动,在县立高小建立了学生会组织。韦汉经常召集我们这些学生会干部讲述革命的道理。从他那里,我知道了湖南有个毛泽东,是共产党的负责人。1925年,我考入了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同年,加入了共青团,次年又转入了共产党,对毛泽东同志就知道得更多了。当时,第三师范是湘南革命的摇篮,三师的党组织就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在大革命中,我读了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非常赞成他的观点,对他也就更加钦佩。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1928年5月在宁冈县茅坪村的一间简朴的屋子里。那时,毛泽东同志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党代表兼湘赣特委书记。我由湘东特委所属的安源调到湘赣特委,任茶陵县委书记。井冈山艰苦的斗争生活,使他有些清瘦,但他那闪烁着睿智的亲切的目光,一下子扫掉了我的局促不安,他身上的那种超凡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缩短了我们之间初次见面的距离。他听说我是从安源来的,便关切地询问安源煤矿和我沿途所见的情况,我简要地作了汇报。当时,我斗争经验少,知识不多,有些话还很幼稚,但他却耐心地静静地听着,很少打断我的话,用目光鼓励我说下去。这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同志的谦虚、平易近人的态度和注重调查研究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话之后,按毛泽东同志的嘱咐,我先去红四军几个团转了几天,然后到了九陇山区的茶陵县委。
1928年6月,湘赣两省敌军向井冈山发动了大规模的联合“会剿”,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下,红军采取游击战术,依靠根据地群众,取得了龙源口大捷,粉碎了敌人的“会剿”,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红军利用这胜利后的时机,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正在这时,湘赣敌军不甘心失败,又准备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而湖南省委却对形势作了错误估计,要红四军向湘南发展。毛泽东同志于6月30日在永新召开了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他根据湘南敌军强大的情况,认为红军前往湘南是危险的,决定留在湘赣边界,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粉碎敌军的“会剿”。但在二十八、二十九团打下酃县后,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却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决议,利用红二十九团部分官兵的乡土观念,煽动诱惑部队离开酃县,向湘南进发。毛泽东同志接到陈毅同志的报告,非常着急,立即通知我从宁冈赶到永新。他向我介绍了紧迫的形势,让我送信给率二十八、二十九团的朱德、陈毅同志,要他们按原计划打茶陵,或佯攻茶陵,转回永新来,同三十一、三十二团一起消灭根据地内的敌人,粉碎敌人的“会剿”。他还说,这件事只有让你去,因为你是茶陵县委书记,可以配合主力攻打或佯攻茶陵。并一再叮嘱,湘南是去不得的,敌人太强大,去了必定失败。7月17日,我拿着毛泽东同志的信,带着县游击大队,从永新城出发,经宁冈县城到湖南酃县县城,一天一夜越两省三县城,跑了130多里,在县城的一个大庙里见到朱德、陈毅同志,交上了毛泽东同志的信。第二天,部队出发往回走,过沔渡河时,二十九团的官兵硬是不过河,非要去湘南。经过再三说服劝告,就是不听,在此情况下,二十八团也被迫跟着南下。我只好回到宁冈。后来二十八、二十九团与范石生部战于郴州,先胜后败,二十九团即自由行动,散回宜章老家。这一行动使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而根据地内,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也遭到挫折,面积缩小三分之二,人口减少十之八九。史称“八月失败”。
红军粉碎敌人第一次“会剿”的胜利和八月失败,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工农武装根据”的战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同志1928年10月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其中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他为井冈山根据地制定的战略策略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他在分析八月失败的原因时说:“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
从1928年5月到1929年1月,我在井冈山战斗了八个月,其中有一段时间是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在他直接领导下的红四军前委工作。在斗争实践中,我逐步理解和认识了毛泽东同志所开辟的井冈山道路,即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是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而我们党为找到这条道路,曾经付出了血的代价。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许多共产党人认识到了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党的“八七会议”确立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总方针,开始了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以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的新时期。但是,如何进行武装斗争?中国革命的重心放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依靠什么力量?这些问题严峻地摆到了全党面前。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只有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暴动夺取政权这一成功的先例。因此,我们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在开始时,仍然仿照十月革命的经验,举行城市武装起义。如南昌起义,决定起义军南下广东,先取潮州、汕头,以广东为根据地,再行北伐。广州起义,计划固守广州,进而夺取全省政权。秋收起义,也是以夺取长沙为目的。这些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都是以城市为中心,走先取城市后取农村的革命道路,结果都未成功。这不只是哪个人缺乏经验,而是全党也缺乏这个武装斗争经验。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为全党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
井冈山根据地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我们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井冈山的斗争经验,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在白色政权的四面包围之中,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这一建立根据地的根本问题,从而为中国革命的重心放在农村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开端,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作出的独创性贡献。
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认识一致。那时,井冈山被白色政权四面包围,敌人重兵不断“会剿”,物资匮乏,经济困难,军民生活十分艰苦,“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不少人存有疑虑。尤其是在“八月失败”之后,更是如此。另一方面,有的同志不大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现实,甚至留起胡子,表示革命不胜利不剃须。毛泽东同志针对各种思想状况做了大量耐心的工作,增强了我们在井冈山上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决心。记得是在“八月失败”之后,我因病住在大井的红光医院中医部,一天,毛泽东同志来看我,谈到斗争的形势,豪情溢于言表。他说,井冈山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腾云驾雾,有10个镇子,方圆五百多里,蒋介石的南京就没有井冈山大。蒋介石“占市为王”,我们“占山为王”,到基层去组织、领导农民,竖起旗子来真刀真枪地和敌人干,用枪杆子打出一个天下来。他还充满期望地说,要是我们在武夷山、大别山、太行山、长白山等等都插上红旗,革命的胜利就为期不远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乐观主义气魄感染了我。我说,我小的时候,家乡一带常闹土匪,从清朝到民国,历代统治者不知剿了多少次,总是剿不干净。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群众,有正确的政策,这是土匪所不能比的。既然土匪能够生存,我们也一定能坚持下去。后来,以至我在浙江工作的时候,他还不只一次同我们讲“占山为王”的道理,他说,“我们在井冈山根据地上站稳了脚跟,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又经过来回数不清的小战斗,证明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没有井冈山人民的支持,没有井冈山做后方休整地,战斗的胜利就没有保障。”所以现在人们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对的。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未能回井冈山,转而向赣南闽西进军,在更大的区域开展土地革命,创建中央红色割据地。在此前后,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拿起枪杆子,学井冈山的办法,靠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了数十个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点燃的井冈山星星之火,在神州广阔的大地上到处燃烧,即将成为燎原之势。中国革命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以后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沿着井冈山的道路——符合中国国情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克服了一道道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井冈山的红旗插到了北京,插遍了中国大陆的山山水水。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武装斗争的过程,同时也是人民军队建立和壮大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他为这支军队的成长壮大,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
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的途中,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在他的主持下,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不足千人的队伍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官兵在政治上处于平等地位,实行民主管理。这为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来的军队都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并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缔造的部队,当然是从属于无产阶级并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要保持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在红军建军的初期,这个建军原则的确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红四军成立以后,最高指挥权一直属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一切重大的行动,都是由前委作出决策。为了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和对群众工作的领导,红四军成立了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由毛泽东同志兼任主任。1929年3月,打下汀州以后,又在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红四军政治部,毛泽东同志仍兼主任,谭震林同志任副主任,我任秘书长。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以后,被迫转战赣南闽西,强敌跟追,部队处于动荡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之中,原来就存在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就逐渐暴露出来。有些同志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军队接受党的绝对领导有怀疑,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认为“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该管理一切”,“党所过问的范围是受限制的”,“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政治部只能对内”等等。这些思想都严重地影响了党对军队领导权的确立。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会议就要不要在前委之下纵队委之上设立红四军军委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表面是要不要设立军委这个组织,隐藏在背后的却是党和军队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根本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党(当时是由前委代表)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七大”虽然否定了设立军委的意见,但一系列原则问题的争论并没有解决,认识未能统一。毛泽东同志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一时未能被多数代表接受。大会在最后改选前委时,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只当选为前委委员,而没有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同志离开了红四军领导岗位,去帮助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红四军“七大”以后,陈毅同志去上海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党中央在李立三、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听取了陈毅同志的汇报,写出了对红四军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明确支持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正确解决了“七大”争论的主要问题。陈毅同志根据中央指示邀请毛泽东同志返回红四军复职,主持前委工作。此时,红四军南下广东作战失利,广大指战员也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思想的正确。1929 年12月,在福建上杭的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会前,毛泽东同志在军内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在此基础上起草了会议决议。大会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总结了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等多项决议,改选了前委,选举毛泽东同志为前委书记。这样,古田会议在实质上已经为“七大”争论的问题作了结论。古田会议决议是一篇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建军的文献,它使红军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基础上。这个决议先后在红四军和其他部分红军中实行,这样,就使整个工农红军完全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几十年来,我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增添了许多新的经验,但其基本精神还是继承了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原则。
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的任务不仅是打仗、消灭敌人,还要担负筹款、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政治任务。毛泽东同志把它概括为三大任务,以后又进一步明确,军队不仅是一个战斗队,也是生产队、工作队。这是红军同一切旧式军队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井冈山和转战赣南闽西的斗争中,我们每到一地,都要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即使在情况紧急时,也不忘向群众作宣传。红四军下井冈山时,我任红四军前委秘书兼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职工科科长,后有追兵,前有堵敌,我们来到大庚县,立即开展群众工作。我去工厂作调查,找木工、店员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和各项政策。红军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火种撒到哪里,所到之处,土豪劣绅望风而逃,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赣南闽西大地到处燃起了革命的火焰。毛泽东同志还十分关心武装群众,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经常从主力部队抽调人枪支援地方红军和赤卫队。1929年2月,红四军在东固与地方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毛泽东同志决定派毛泽覃等一批干部,加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党和军队的领导力量,并赠送给红二、四团一部分枪支。当时有些负责人思想不大通,给了些坏枪,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其实道理很简单,地方武装发展了,又会反过来支援主力部队,使主力红军不断壮大。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领导下,创立了三级军事体制,逐步形成了正规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系,体现了人民战争的思想,为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巩固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新型的人民军队在内部关系上也同旧式军队有严格区别。毛泽东同志积极倡导在红军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发扬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不准打骂士兵和枪毙逃兵;官兵一致,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提意见的自由;士兵管理伙食,经济公开,结余的伙食尾子平均分配;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民主制度使军队形成了新型的良好的内部关系,促进了团结,增强了战斗力。从井冈山下来时,红军处境非常险恶,敌人穷追不舍,我们有时一天要换好几个地方,甚至连饭也吃不上,但大家没有怨言,上下团结一致,终于从困境中走出来。这是与军内的民主制度,和谐的官兵平等关系分不开的。
红军来自工农,是工农子弟兵,是为工农利益英勇奋斗的大无畏的军队。要保持同工农群众的血肉联系,就必须实行严格的群众纪律。这个纪律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建立在官兵自觉的基础上;第二,它是铁的,不容有丝毫含糊。早在红四军建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军纪军规。但是,由于红军的一部分来源于旧军队,又处在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一些同志不大习惯执行严格的纪律,违反纪律的事情时有发生。毛泽东同志对于这种现象,一方面经常进行说服教育,提高大家执行纪律的自觉性;另一方面严肃批评,从严处理,决不姑息迁就。
1929年春节,我军在大柏地消灭了尾追的敌军刘士毅师的一部分,这是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仗打完了,部队宿营,但吃饭却成了问题。开战之前,老百姓都跑光了,部队要吃饭,从哪里去弄粮食?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前委的同志住在一个雇工家里,屋里有两箩谷子,但主人不在。我请示党代表怎么办?毛泽东同志反问我,饭总是要吃的,你说怎么办?我说,只好先把谷子吃了,给主人留个条子,将来归还。毛泽东同志连说,这个办法好。立即通知部队照此办理,吃了房东的粮食,留条子,出布告,以后赔偿。战士们打了胜仗,又有饭吃,都很高兴,司务长也不再为没粮食发愁。大家都说党代表做了好事。朱德同志说,这是逼上梁山,没得别的办法呵!后来,我们再回大柏地时,由军需处按条子赔现洋。老百姓切身体会到,红军真正是自己的军队。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不忘。大柏地战斗后不久,红四军在东固与赣南独立红二团、红四团会师,然后东行至广昌、石城交界的白沙镇。其时,有一猪贩子从石城赶着十几头猪到广昌,被三十一团军需处截留下来,杀给部队吃了。毛泽东同志知道后,立即派人把三十一团军需处处长找来,问明了情况,严厉批评说:“这哪里是革命军队,简直是绿林,这样的军队还能打胜仗?还能战胜敌人?”并且让连夜出布告,四处张贴,公开检讨错误,赔偿猪款。这次,毛泽东同志真是气极了,还接连说要把负责人撤职。
在毛泽东同志的严格要求和教育下,红军的纪律成为上下一致共同自觉遵守的准则。红军既是勇猛之师,又是仁义之师,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水乳交融。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军所造的谣言,什么“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等等,不攻自破。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戴红军,支持红军,并把命运和自己的军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红军在人民的拥护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不论是在军队建设还是在党的建设方面,执行严格的纪律,是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有无严密的组织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没有纪律,党就会变成一个各行其是的松散联盟,就没有团结和战斗力,就不可能战胜任何敌人。纪律的中心在于自觉遵守,处分是最后的一种办法。在纪律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从这种意义来说,纪律是党的灵魂,有纪律就有党,没有纪律就会亡党。现在,我们的党纪、军纪、政纪和其它方面的纪律比过去完备得多,关键在于严格地执行,在于对违反纪律的现象必须及时严肃处理。否则,就等于没有纪律。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最核心的,就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在军队长期做政治工作,体会最深的就是这一点。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样要坚持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领导的具体方式在各个部门不尽相同,是相对的,但要坚持和保证这个领导是绝对的,不能动摇。近几年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演变,1989年我国出现的政治风波,给我们敲了警钟。血的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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