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军队政治工作的贡献

2019-02-04 14:25
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是战斗力的重要源泉。作为中国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奠基人,毛泽东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从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在汲取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可靠的组织保障。为弥补过去因长期战争环境所造成的军队政治工作理论研究不足的缺点,人民军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冲破“左”倾教条主义的藩篱,先后明确阐释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制度,提出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全面系统总结了建军以来中共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深刻阐释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
 
红军政治工作的建立是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领导的重要途径。土地革命初期,人民军队创建不久毛泽东就指出人民军队必须实行新的党代表制度。他之所以强调这时建立的是“新”党代表制度,是因为此时的不同于彼时国民革命军时期的。二者虽名称上别无二致,但“它改变了国民革命军的特别党部制度和党代表制度自成垂直系统的关系,将两个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突出了党的领导作用”。并且,毛泽东认为,“新”的党代表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而非政权意义上的“国家”。与此相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中央领导地位后,主张照搬苏联的建军经验,否定毛泽东关于“政治委员仅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代表,而非是苏维埃政权在红军中的代表”的正确主张,认为“必须打破党的包办主义”,取消“党代表制度”,从而在实践中对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带来极大损害。
 
遵义会议虽集中批评了王明的“左”倾错误,在事实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但因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共这时没有更多时间精力来解决党的思想路线,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还仍存在。故抗战初期为防“左”倾教条主义危害,毛泽东强调:“在新的环境中千百倍加重了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责任。应该健全与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及其作用,党的组织,应该成为部队全部生活决定的骨干,成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而政治机关始终应保持其成为党的工作机关的特点。”“确定政治工作即是党的工作,故其中心任务仍是进行党的工作,保障党的策略路线的执行。”这就明确了抗战时期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从而为中共在抗战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主动性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战爆发后,中共不计前嫌主动争取与国民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毛泽东认为国共合作必须以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为根本前提。为此,针对个别部队放弃党的原则立场一味迁就国民党而丧失共产党独立性的做法,中共中央指出:“我军的政治工作是根据共产党的理论、纲领、策略和口号。因此,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仍旧是共产党的党的工作,并不因统一战线的环境和战区的指挥关系,而有所改变。因此政治工作上必须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方法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一切迁就国民党,迁就军队指挥的上下系统,而丧失或减弱我党独立性的办法都是有害的”;“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条例基本上现在仍旧适用。……我们必须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切减弱党的领导作用的企图办法,都应该坚决拒绝之。”在此基础上,陈毅更加明确地指出:“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政治工作机关就是党的工作机关。”
 
共产党和毛泽东在这特殊时期重新强调军队政治工作的党性原则,对于更大程度地清除历史上“左”倾错误在军队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不良影响,强化人们对红军改编后军队政治工作的正确态度及认识,保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制度
 
政治机关制度和政治委员制度是中国人民军队最基本的政治工作制度,它的直接目的是保证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政治领导。但在与国民党联合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谈判中,为显示最大的诚意在多方面进行了让步,其中一项就是“共产党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这实际上是降低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地位。
 
这种让步,必将给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而且当时中共中央也已预测到这种举措带来的种种弊端,但出于民族大义,在与国民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谈判中还是做了最大的让步。1937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发布的《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必须估计到红军的改编,在某些制度上有了原则上的改变(如政治委员制度的取消,政治工作地位在组织形式上的降低,采用官阶制度等)以及外来的影响,特别是军阀部队的影响的容易侵入,可以侵害这些光荣传统。”事实证明,这种估计是正确的。据黄克诚回忆,1937年9月平型关战役结束后奉命到部队去检查政治工作情况,“其间我与师部首长和团营连的指战员进行了座谈,共同探讨我军在新的形势之下如何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检查和座谈中,我感到部队虽然改编时间不久,但作风却起了很大变化。主要是由于部队中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显著削弱,吃得开的是副官,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很明显,这样下去既不利于中共对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巩固,也不利于人民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为纠正这种错误倾向,“在同师部首长商量当中,我建议恢复我军政治委员制度,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以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此建议获得当时参与座谈师部首长的一致认同。“我即返回总政治部向任弼时主任作了汇报。他当即要我将到部队检查的情况及建议起草一份报告,以便上报。我将报告起草出来后他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三人的名义上报党中央。”
 
1937年10月19日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给中央的电报说,部队改编后,政治工作人员的地位、职权降低,使政治工作及部队建设受到了损失。为此,建议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争取党代表名义公开,职权与过去的政委相同,负责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之执行,对政治工作有最后的决定权。旅设政治处,各旅单独行动时,可临时派遣营党代表,并由团政治处分配一部分工作人员在党代表指挥下进行政治工作,师政治处改为政治部,连为指导员。军政委员书记,如不是党代表兼职,则党代表应任副书记职。毛泽东于22日迅速回复:“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将来国民党采用党代表制时,我军方可改为党代表。”这与黄克诚的上述回忆可以相互印证。
 
随后,党中央任命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别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张浩离开部队回党中央工作后由邓小平接任。各部队所属的政训处均改为政治部。这就使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国共合作曾一度取消的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重新得到了确立。
 
三、 明确提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
 
古田会议是共产党建军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全面总结了建军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如果说他在此决议中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创造性地提出废除旧军队的管理制度,确立人民军队新型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和正确处理俘虏的思想,打牢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原则的理论基础;那么抗战时期他在总结中国人民军队以往政治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则极大地深化了对中国人民军队特色政治工作的认识。
 
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深刻指出:“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制度还是老制度,要用这种制度的军队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制度不适宜于执行彻底战胜日寇的任务,不适宜于顺利地执行三民主义和革命纲领,”所以“必须加以改变”。而改变的原则,他认为“就是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并进一步指出:“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制度是基本上违反这两个原则的。广大的将士虽有忠勇之心,但束缚于旧制度,无法发挥其积极性,因此旧制度应该迅速地开始改造”,而改变的“中心任务是改变军队的政治精神和政治工作。”
 
在此基础上,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系统地归纳了中国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翌年5月,他在《论持久战》中更加明确地强调:“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同时,他还指出:“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纠正才对。”
 
由上可知,抗战时期,毛泽东最初是在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旧制度的对比中深刻认识到国共合作组成的军队中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原则对改造国民党军队的重要作用,进而强调政治工作是中国人民军队所具有的极为重要和极为特色的东西,并完整地阐述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最后明确指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能使军队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实行有效。其分析环环相扣,逐步深入,是对中国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建设规律认识深化的突出表现。
 
四、 系统总结建军以来党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
 
随着抗战形势的深入发展,为从思想上彻底消除军阀主义和教条主义在军队政治工作中的不良影响,使军队政治工作发挥更大作用,1944年4月11日,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对人民军队创建以来的政治工作进行历史性总结,全面深刻阐释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任务和总方针。
 
《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军队,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对于党的领导与军队政治工作的密切关系,《报告》指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
 
《报告》在肯定人民军队政治工作成绩的同时,也着重指出了存在的缺点:必须要打破有些同志似乎认为我们政治工作的一切传统都是好的,都是优良传统的陈旧观念,发扬自我批判的精神。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免对于某些不好的东西与某些不适合于我们军队当时情况的东西,也都奉为天经地义,当作所谓优良传统在发扬。而对政治工作历史上曾经积累起来的许多真正好的经验,真正好的传统,却又被忽视,被抹煞;因为只有检讨这些缺点,才能克服这种缺点和更好地改进我们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报告》进一步指出,这种缺点就是政治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作风,并较为详尽地罗列了教条主义作风的实际表现,即:这种教条主义在我们工作中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爱好空谈,脱离实际;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紧接着,《报告》从方法论的角度深刻剖析了教条主义错误的根源,即某些同志之所以或多或少地犯这种毛病的原因,在于他们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的表现,就是他们在许多时候,只凭主观臆想办事,忽视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当时军队的实际,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不适当地强调当时军队的正规化,割断我们军队的斗争史。这些同志喜欢从口头上,从形式上强调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实际上却放松了无产阶级思想,对于从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在思想上的改造工作和教育工作,实际上不甚重视与不甚强调我们军队所应该认真倡导与认真实行的真正的军党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上下级一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一致、各部分军队间的一致等基本思想,不是严肃认真地把这些思想列为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与基本工作方向,而是把这些基本内容和方向当作不甚重要的东西,却从形式方面重视与强调了许多不应该重视不应该强调的东西。反之,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了马列主义的方法论,如果我们善于从中国革命实际与中国军队的具体任务出发,善于调查研究,善于联系群众,那么,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后勤工作)的全部任务就能完成,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就能达到。
 
在此基础上,《报告》更加明确地指出,这种教条主义在内战后期(指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就是曾经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委员制度,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工作的地位与权力,并且在实际上是在不适当地强调所谓军事工作人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党性的差别。如果这种作风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发展到对党与上级的领导机关闹独立性的恶劣现象。而抗战初期为组成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的做法,是错误的。后来改正了,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提高了政治工作地位,这是很对的。其实不重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做法,不只发生在抗战初期,日后新四军也曾出现为迁就国民党而取消人民军队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错误做法。所以,《报告》特别强调:政治工作在任何一部分革命军队中,都应有其适当的地位,都应适当地强调它的作用,否则这个部队的工作就要受到损失。特别是在那些政治工作比较薄弱的部队,这样的强调十分必要。对于政治工作地位的过分强调是不对的,但是没有必要的强调,没有必要的地位,也是不对的。
 
总之,《报告》对于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分析是深刻而正确的。它在总结建军以来政治工作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在军队政治工作中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应该怎么处理党的领导与军队政治工作的关系;应该如何保持军队政治工作的正确方向;以及政治工作到底在军队中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等重大问题。抗战初期,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在谈到军事问题时曾明确指出:我们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绩,其经验之丰富,新创设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苏联就要算我们了,但缺点在于综合性和系统性的不足。这是毛泽东对当时人民军队政治工作优缺点的客观评价。而《报告》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建立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的科学总结,弥补了政治工作“综合性和系统性不足”的缺点,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成熟的重要标志。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不但对《报告》给予极大关注,并且在某些地方亲自做了修改。据王迪康和王焰回忆,毛泽东尤其着重修改了《报告》的第二部分,即“关于发扬政治工作中的成绩与纠正政治工作中的缺点”。在讲到政治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作风时他增写了一段话:“在党内生活上,内战时期曾经普遍采用了过火斗争的方针,缺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军队中的党内生活,也发生过这种不正常的情形,以致许多不应该受打击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打击。抗战时期,这种情形有了改变,但其残余没有肃清,还发生过若干错误地打击不应该受打击的同志的情形。”《报告》讲到“在军队的政治教育中,要把培养高度的对敌仇恨与争取敌军俘虏二者区别而又统一起来”时,他也增写了以下两段话:“拿中国的老话说,如果前一种态度可以叫做‘霸道’(革命的霸道),那么,后一种态度就可以叫做‘王道’(革命的王道)。如果拿前一种态度应用于后一种情况,那是不对的。分别而又同时发扬这两种态度,正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今后应把这一点更大的发扬起来”;“如果说对敌人用‘霸道’,那么,对同志、对士兵,对人民、对朋友,就是用‘王道’。对前者是打击,是消灭,对后者是尊重,是说服。如果不去学会分别这两者,如果把对待敌人的态度有时稍微误用了去对待同志、士兵、人民与朋友,那就是犯了极大错误。严格地分别这两种态度正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今后同样应当r 予以大大发扬。”在《报告》的另一些地方,他为强调和补充某些观点,还增写了如下内容:“对于政治工作地位的过分强调是不对的,但是没有必要的强调,没有必要的地位,也是不对的。我们的军队始终是革命的军队,其有缺点,好似一个健壮的人有时生了一点疾病一样,很快就会治好的。”此外,他还在许多地方添写了一些类似注释的词句。由此可知,《报告》虽然是由谭政执笔的,但其从头到尾都反映和体现了毛泽东对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正确主张,它也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成熟的显著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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