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道路是新发明的一条路

2019-01-10 13:44
 
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论证民众大联合的理由时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他呼吁中国要实行“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认为“压迫愈深,反动(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到并赞颂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他说: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
 
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但毛泽东仍不太认同暴力革命。他说: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倒担(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相互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
 
当然,毛泽东的思想绝非一成不变,仍在思索和寻找中。他对十月革命的成功十分向往,较之一年前又多了肯定的语气,可对于在中国实行十月革命的手段,又是矛盾和犹豫的。
 
1920年9月5日,毛泽东在《大公报》发表的文章中说: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
 
在这里,十月革命被毛泽东定义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造成革命成功的3个要素是主义、时机和群众。主义是第一位,即布尔什维克主义(文中译为布尔失委克斯姆),就是列宁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认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革命才能成功。他赞成中国也可以实行这种“彻底的总革命”,可囿于不便言明的原因,又说“不行”,可见,他对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还是没有十足的信心。
 
10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到中国访问,并于26日来到长沙。毛泽东应《大公报》之邀,担任罗素演讲会的特约记录员。罗素发表了题为《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讲,肯定地指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并将代替资本主义。主张共产主义,但又不赞成“劳农专政”,不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主张用教育的方法,促使有产阶级觉悟,以至不要妨碍自由,不要兴起暴力革命,不要引起战争。
 
罗素的演讲头头是道,但未能引起毛泽东的共鸣。12月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萧子升等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明确表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在此之前,蔡和森已给毛泽东来信,就中国的出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又说:“我认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固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英文dictatorship的音译,意为专政、独裁——作者注),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毛泽东赞成蔡和森的意见,主张采用“马克思的方法”,“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蔡和森在信中告诉毛泽东,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先要组织共产党”。毛泽东复信明确表示“深切的赞同”。
 
1921年1月1日和2日,毛泽东在长沙新民学会新年大会发言时表示: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在此之前的1920年6月,毛泽东第二次到上海见陈独秀。在与陈独秀讨论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时,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陈独秀信仰的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道路——作者注)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1月,陈独秀又委托毛泽东在湖南组织共产党。此时已是一名共产主义者的毛泽东,合乎情理地选择了十月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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