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非兵戎相见乃除旧布新

2019-01-10 13:42
 
1916年7月,湖南都督汤芗铭被湘人驱逐。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认为不应驱逐汤芗铭,“汤在此三年,以之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又说:“汤可告无罪于天下,可告无罪于湘人,其去湘也,湘之大不幸也。”
 
毛泽东在寻觅与彷徨中,相信好政府、好都督,认为改良主义才是治国的良方。他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改变这种状况,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1917年9月22日晚,毛泽东与张昆弟等人来到蔡和森家,几位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青年彻夜长谈。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他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认为“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在此期间,毛泽东读了很多书籍,想从学理上思索和寻找到中国的出路。他在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上作了许多批注,从中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脉络。其批注曰:
 
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毛泽东对古今中外的历史颇多涉猎,对除旧布新的革命甚为赞赏。至于如何革命,尚未有定策,仍在寻觅中。
 
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发生在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10日,在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天,上海《民国日报》就报道了这一消息。17日,长沙《大公报》对此也作了报道。喜读报纸的毛泽东也看到了这条消息。然而,此时的他正忙于学业,忙于开办夜学,忙于新民学会的会务工作。
 
1918年6月,毛泽东于湖南一师毕业后,又与蔡和森、萧子升等忙于筹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1919年至1920年间,中国共有1600多人赴法国勤工俭学,其中湖南有346人。毛泽东虽是赴法勤工俭学的积极组织者,但他并不主张大家都去法国,而是主张一部分人去俄国,提出“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他认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他为赴俄勤工俭学的事情,去信陶斯咏、黎锦熙,并专门和李大钊商量。他积极地准备着去俄国,甚至“想找一俄人,学习俄语”。可见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对他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他在创刊词中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对于强权,只有“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们打倒”。打倒强权的方法,不外乎“急(激)烈的”和“温和的”两种。毛泽东主张采用温和的方法,因为在他看来:
 
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贻害他们。
 
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
 
既然不用强权的方法打倒强权,那么又有什么良策呢?毛泽东提出了“无血革命”。他说: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毛泽东后来说,这一时期“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正在寻找出路”,这条路就是温和的“呼声革命”。
 
毛泽东创办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呼唤新思潮,推动社会改革。他表示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他认为时代变革的大潮已经迎面扑来。他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传播新思潮主要的工具是手中的笔,是针砭时弊的文章。11月,长沙《大公报》聘请他为馆外撰述员,也就是特约记者。在以后的3年中,他为《大公报》写了许多文章,且深得读者喜爱。由此,毛泽东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思辨才华越来越引人注意。他的恩师杨昌济致信时任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长章士钊时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欲言救国必先重二子。”
 
杨昌济信中提及的“二子”,即指毛泽东和蔡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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